最近，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铭回了趟北京大学。在自己的母校，他带着新书《上帝的手术刀》举办发布会。王立铭的上一本科普著作《吃货的生物学修养》获得了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12年前，王立铭走出校园，带着投身科研的热忱，从北京飞到洛杉矶，又在2013年回到祖国的怀抱，2014年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科研之外，他按捺不住科普的“冲动”：把关于科学的故事讲出来。

让公众获取专业的科学知识，不是科普最重要的任务

翻看王立铭的科普著作，觉得特别“接地气”。《吃货的生物学修养》用生动的故事，带出脂肪、糖和胆固醇代谢研究中的重大发现；《上帝的手术刀》则以娓娓道来的笔调，探讨基因编辑的历史与未来。“让一本知识深奥的科学书呈现出大树下摇着扇子讲故事的悠悠然。”第七十四届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这样评价这部新作。

成为科学家之前，王立铭曾经想考北大中文系或历史系，甚至想做个红学家。中学时代，他一到周末就扎进图书馆，爱看中外小说和历史书籍。大量的阅读也培养了王立铭写作的兴趣和习惯，帮助他将艰涩难懂的科学原理写得“好看”。

在他眼里，让公众获取专业的科学知识，不是科普最重要的任务。“科学世界纷繁复杂，大部分最新的理论和实验进展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关系。重要的是传播科学的逻辑，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未知的新事物时，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让大家理解科学家是怎样思考问题的，能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科研工作及每一次突破，这是王立铭努力在做的。

能影响一些人的观念，比做出一流成果更有成就感

2000年，正在读高二的王立铭偶然买了一本杨振宁先生的随笔集。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在书中谈到自己投身粒子物理时，庆幸“这是个正确的选择”。书中写道：一个年轻人在研究职业开展的早期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7年过去了，杨振宁那句话，仍扎实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带着科研梦，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完成正规的科研训练后，他想跳出工作和生活圈子，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2013年，他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进入波士顿咨询公司驻上海的办公室，用一年时间深入了解医药产业。

所见所闻让王立铭深感不安。他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看着病人接受全面而规范的治疗，也到中西部城市和乡镇医院里，走近一些贫穷的病患。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种治疗肿瘤的抗体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很常用，但整个中西部一年中只有几百人能用得起。

目睹这些真实的境况后，王立铭开始意识到，科学所肩负的意义并不局限在一间小小的实验室里。

回归科研、入职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后，推动王立铭从事科普写作的，或许是一种“倾诉的冲动”。他了解基础科研，也熟悉医药产业，阅读和远行让他积攒了太多精彩的故事。而他的两本科普著作，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一项科学发现如何在不经意间诞生，又是如何实现转化从而影响社会的。

“我想写些东西、做些事。如果能影响一些人的想法和观念，这甚至比自己的实验室做出一个世界一流的成果更让我高兴，更有成就感。”

不能要求每个科学家都传播科学，但科学界可以更多元化

“这些年，我尽量不让自己科研的时间被挤占，参加发布会这样的活动很少。”王立铭不希望科普影响自己的科研。对于科研，他有源源不断的激情，这是其他任何工作都无法替代的。

“做科研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让我每天都能游走在已知与未知的边缘。当我或者我的学生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我会感到骄傲又兴奋。即使它对于整个科学史显得微不足道，但对我而言却是大事，因为我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知道这个全新发现的人。这种感受只有科研能带给我。”

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王立铭带着他的团队以果蝇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更多生命奥秘。他们把果蝇觅食和进食行为的定量变化作为指标，研究各种环境刺激如何影响了对这些行为的精密调控程度，进而寻找这些病理变化的神经生物学机理。这些研究最终也许能帮助研究人员找出预防和改善某些疾病的靶点和治疗手段。

当然，他也承认，既然挑起了科普的担子，可能有时还是会影响自己全身心投入科研。“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科学界可以多元化一些。除了鼓励科学家们专注基础研究本身，我们也应该支持热心转化研究的科学家、专注产业化的科学家、醉心教育的科学家、热爱科学传播的科学家等。我很敬佩那些全身心专注于科研的科学家，但做科普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王立铭认为，不能硬性要求每个科学家都向大众传播科学。科学家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关注人类认知的边界和前沿，很多科学家的性格和工作性质也决定了他们确实不适合从事科普工作。“但可以着力于培养一批科学家做好科普。”

王立铭说，自己没有特别宏大的人生理想，就是想在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和教书育人中起到一点点作用，哪怕影响几百、几千个人也好。